一城四镇　居民生活悄然改变

其次，财产权反映了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物质需求。

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大大小小可以列举出十几条、几十条，但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条。它不仅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坚守法治文明的中华基因中华血脉和中国底色，而且以胸怀天下的开放包容态度，广泛吸纳一切人类法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

二、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新道路 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新道路，具体讲就是执政党领导人民开辟和拓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发展新路，不等于关起门来搞法治。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唐律疏议》，不仅创造了以礼法合一、法德并用、德主刑辅为主要特征的代表性法典，为大唐盛世奠定了法律基石，而且标志着中华法系走向鼎盛和完备。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加强国际法治建设，促进中华法治文明与世界法治文明交流互鉴，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中国法治贡献。这一历史性转变，深刻反映了中国法治文明建设求真务实的实践特色，客观展现了开辟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法治道路的阶段性特征。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没有反对党，不是三权鼎立、多党轮流坐庄，我国法治体系要跟这个制度相配套。与此同时，努力构建新时代法治道路、理论、体系、文化四位一体的法治发展格局，为全社会坚定四个自信提供法理依据，为加强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建设提供战略支撑，为全面依法治国打下坚实基础。在上例中，从在罪案现场找到了被告人的指纹、脚印、毛发和血迹到被告人到过犯罪现场的推导或证明过程并非自然而然的过程，它其实缺省了一个隐含前提：通常情况下，只有到过犯罪现场，才会留下指纹、脚印、毛发和血迹。

第三个分歧其实是前两个分歧的理论后果。进入专题： 证据材料 证据事实 案件事实 论证结构 。这一争议涉及到艰深的哲学论证，非本文所能容纳，也超出了作者的能力之外。对此，要注意以下两点： 一方面，证据材料、关于证据材料的事实命题与证据事实各不相同。

二、 反思的起点：司法裁判的论证结构 要对证据与事实进行准确理解，必须具备理解的框架。二是存在于认识论内部、甚至语言活动内部的共识论维度，它要求在法律规则的导控下就案件事实命题达成主体间的共识。

这属于常识或者说一般规律。首先应当指出两点：其一，在这场论战中，无论正方还是反方，在使用的术语和表达的立场方面都有一些不连贯和不清晰之处。如果说真是客观性的代名词的话，那么本文对此也附带进行了一些思考，提出和论证了确保案件事实命题的真的三重维度，从而试图为案件事实的客观性辩护。从证据材料开始的整个事实认定的活动，是第一性语言游戏与第二性语言的结合，最终证成的结论位于认知-语言层面。

准绳只是依据的另一个说法而已。因此，它也被称为要件事实。这里，被告人到过犯罪现场是证据事实，而被告人可能卷入罪案则是案件事实。如果说聚合论重在外在指涉性(客体要素)，主张多个彼此独立的主体面对相同(无歧义的)对象得出事实上相聚合的认识，那么共识论就具有完全的内在指涉性(主体要素)，它认为真取决于命题间的关系。

之所以说这是一种评价性关联，是因为推定特定案件事实的目的在于对证据事实赋予法律上的评价(违法、犯罪)，进而赋予相应的法律后果(处罚、刑罚)。心理事实……也是客观事实事实(实情情况)总是从静态着眼的，事实摆在那里。

所以，事实的概念具有世界对于语言的适应指向，而非语言对于世界的适应指向，它是对世界的规定，而非对世界的描述。哲学家的视角与法学者的视角未必完全一致，但这不意味着双方不可以对话，更不意味着双方不可以通过对话乃至争辩，通过我看人看我(费孝通语)，来推动彼此深化对相关概念和既有理解的理解。

一是法学界长久以来的语言习惯，已经习惯于将包括带有被告人指纹的刀在内的材料直接称呼为证据(物证)。也就是说，证据与被认定(被采信)的证据是两回事，只有后者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法律的客观性(objectivity)从属于主体及其内在状态，从本质上说就是主观性的一种特定形式(距离感、超然性、价值无涉)。当然，上述三个维度的认知性和评价性推论并非彼此孤立，而往往是交错进行的。三、司法裁判中的证据及其与事实的关系 证据与案件事实并不是一回事。推定(presumption)指的是从A事实的存在推导出B事实的存在。

例如，法官可以在认知层面上认为，由通过刑讯逼供获取的口供证明的事实是真实的(事实命题为真)，但在证立的层面上，决不能将其作为案件事实、进而作为裁判结论的依据来对待。首先，它提出了一种与判决或法律的正确性宣称(Anspruch auf Richtigkeit)并立的、关于案件事实的真实性宣称(Anspruch auf Wahrheit)。

关于证据材料的事实命题通常是独白式的语言活动，源于对与世界直接接触之经验的表达。科学家们谈论的是具体现象的真实，因为他们可以以数千种办法来操控、转化、测试这些东西，也可以运用各种实验技术使他们自身深入到这些物质存在的最深处细节中。

司法裁判的过程可以从发现的脉络和证立的脉络两个维度进行研究。但事实上，事实命题属于语言的层面，语言与认知虽然密切关联，但并不完全相同。

其二，即便抛开普遍哲学的语境不论，回到司法裁判的语境中，法律论证中作为裁判结论之依据的案件事实，指的也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事实。适用于案件的法律规范与符合法律规范之构成要件的案件事实，就成为证立裁判结论的最为基础的两大前提。证据事实作为事实，本身就蕴含着真的属性——只有假的证据，没有假的事实。而证立的脉络则关涉判断的证立以及在评价判断中所使用的评价标准，只涉及对裁决证立过程中提出的论述相关的要件而不考虑大量的现实因素，更多地具有规范性的作用。

不同学者之所以对其所指的是证据事实还是也包括证据材料发生分歧，就是因为对于其所指涉的对象并没有达成共识。证据事实则属于认知论的范畴，是通过命题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思维-语言的构造物，表现为事实命题。

而从证据事实到案件事实命题的评价性推论属于证立的层面，发生于语言活动之中。但无论如何，这些论战都主要发生于法学界尤其是诉讼法学界内部，相关话题具有某种学科封闭性。

相反，两位法理学者则似乎更接近(传统的)哲学立场。围绕大前提需要进一步展开的论证活动包括：应当去哪里寻找裁判的大前提，即规范命题?大前提本身含义不明，无法直接与小前提对接怎么办?找不到可直接适用的恰当大前提怎么办?它们分别涉及法的渊源、法律解释和法的续造问题。

认知性推论主要来自证据或证据法的要求，评价性推论则同时来自证据法、实体法和程序法。迄今为止的立场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实在主义事实观，主张世界包含事实，事实存在于外部世界中。六、结语 司法裁判中的事实概念及其与证据的关系，一直以来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反方则认为，事实一词既可以用来指涉陈波意义上的认识论事实，也可以用来指涉客观世界中的事态、真相，并将后者称为本体论上的事实。

在司法裁判中，证据事实是独立的一环，它决定了可适用的规范的范围。所以，并不是证据所能证明的所有事实都具有法律意义，与实体法构成要件无关的事实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

这样的事实主张，不能被视为证据事实。在应然的层面上，司法裁判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是理想状态下的最佳化要求，而以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为依据是在法律可能性和现实可能性的限制下的次佳要求，另一方面则主张事实认定(建构认识论事实)的过程必然预设本体论意义上的事实，即认知主体相信事实命题符合作为参照物的客观事实。

所以《刑事诉讼法》第50条第2款才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轻微违法取证获取的证据属于瑕疵证据，虽经过补正或合理解释后仍然可以采纳，但在法官对瑕疵证据进行证据评价时，程序违法总会或多或少影响到证据证明力的判断。